某县消防员在微信群里接龙打卡，不是汇报火情，而是上报罚款进度——“本月已完成2起处罚，罚款2000元，打卡完毕”。这不是段子，是2025年司法部通报的真实案例。执法者成了“收租人”，任务不再是消除隐患，而是完成数字指标。
河南某县消防救援大队被曝按月下达罚没任务，要求每个街镇每季度至少罚2次、金额不少于2000元，以“群接龙+通报”方式考核。司法部认定此举属“逐利执法”，严重违背行政处罚法禁止设定罚没指标的规定。当地政府已责令整改。这起事件是全国整治“乱罚款”行动中曝光的又一典型。
执法本为维护公共安全，如今却演变为数字考核下的“创收竞赛”。设定罚款指标，表面是提升执法力度，实则是财政压力向基层转嫁的畸形产物。近年来部分地方税收增长乏力，非税收入占比悄然上升，个别单位将罚款视为填补预算的工具。当“查隐患”让位于“冲业绩”，企业便成了被反复收割的“韭菜”。
这种激励扭曲并非孤例。行为经济学指出，一旦绩效与罚款挂钩，执法者的注意力便会从“纠正错误”偏移到“制造罚单”。正如司机不因安全驾驶受奖，却因超速被罚，若交警中队有“月均开单量”考核，道路便可能沦为“捕兽夹”。制度设计一旦错位，再专业的队伍也会异化。
更深层看，问题不在个别单位“动歪脑筋”，而在基层治理的考核体系仍依赖可量化的“硬指标”。安全难以计数，罚款却能统计。于是，能被量化的成了目标，真正的目标反而被遗忘。这不是道德滑坡，而是机制性扭曲——当制度奖励形式合规而非实质安全，形式主义便大行其道。
根治“罚款指标”，不能仅靠一纸禁令。需重构执法评价体系，将事故率下降、隐患整改率、企业合规率等作为核心指标，让执法回归预防本质。同时，强化财政保障，避免基层“自筹自支”。监督亦要前移，引入企业匿名反馈、第三方评估，打破“罚了钱却没人敢说”的沉默循环。
执法不是生意，安全不能标价。当消防员不再盯着罚款数字，而是真正走进厂房排查火源，公共安全才有了温度与重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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