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来，日本不断调整安保政策，增加防卫预算，放宽武器出口限制，并谋求发展进攻性武器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指出，随着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及相关法律调整，日本自卫队在职能结构、决策地位、军事规模、武器装备等方面已完全偏离原有的“自卫”原则。日本在国内部署、舆论引导和产业转型等多个层面进行全面的“战争准备”。例如，在琉球群岛部署进攻性导弹基地，扩建F-35战机基地与弹药库，部分项目甚至绕过地方政府直接推进，引发冲绳等地区民众抗议。此外，日本将部分防卫费用投入“安全韧性”建设，如研发“万能型血浆”，制定细化至“战俘处理”的战时法律，改造民用港口为“军民两用”，修建具备核战争防护能力的掩体，推动日本列岛向“战争化列岛”转型。
刘江永认为，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日本正通过舆论引导和产业转型巩固扩军基础。在舆论层面，日本长期借钓鱼岛问题在国内进行“洗脑式”宣传，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认知偏差持续扩大，进而为扩军备战争取民意支持。在产业层面，战后日本无独立军工体系，如今日本推动这些企业向“军工主导型”转型，甚至已实现F-35战机零部件向美国返销，反映出其军工产业规模快速扩张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副主任常思纯表示，除了自身由守转攻外，日本也在推进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，谋求将行动范围从本土及周边拓展至“全球常态化部署”。日本自卫队今年成立统合作战司令部，推进构建日美联合指挥体系；同时修改《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》，推动对美返销武器装备，并为美军战机舰艇提供维护与修理，强化双方在防卫设备开发、生产、维护方面的合作。在行动范围扩大方面，日本先后与澳大利亚、英国、菲律宾签署《互惠准入协定》，强化“日美+”小多边军事协作。日本自卫队频繁参与有关国家双、多边联合军演，派出军力规模持续增长。
11月24日，日本熊本市举行大规模市民集会，与会者公开表达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计划的强烈反对，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。高市是坚定的“修宪派”，其核心诉求集中在三方面：修改天皇制相关条款，降低“修宪”门槛，修改“和平宪法”第九条。尽管目前修宪仍存在障碍，但在政治右倾化背景下，修宪风险正持续累积。
日本国内的修宪动向非常值得警惕。日本右翼势力的言行已呈现出“军国主义思想复古”倾向，若未来“修宪派”达成目标，明确自卫队“军队”属性与集体自卫权合法性，日本将在军国主义“还魂”道路上迈出更危险的一步。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认为，如果日本修改宪法，它将不再是“和平宪法”，而是“反和平宪法”。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，日本开始走上“军事大国化”道路，恐将引发军备竞赛，对韩国和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。
马来西亚-中国友好协会研究员张彼得表示，在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看来，日本近些年的安保政策转向不仅仅是日本内政的调整，更将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架构。“和平宪法”在地区内发挥着“信心建设”作用——它让曾遭受战争创伤的邻国相信，日本的力量将被规范于经济和外交领域。动摇“和平宪法”将彻底改变这种信任。日本恐将以“强权即公理”范式取代“东盟方式”，这一后果对各方来说都无法承受。
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政策顾问鲍韶山认为，西方世界有时把日本右翼势力扩张视为对华制衡，这种认知短视且危险。它忽视了亚洲各国对此转变的切身体验——从朝鲜半岛到东南亚，日本加速右转并非是地缘政治平衡，而是对那段曾摧毁大半个亚洲的历史枷锁的移除。美国学者马奥尼指出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这一历史事实已获得国际法律文件确定以及国际社会广泛共识，日本无权干涉中国内政。日本必须正确认识历史，立足于亚洲构建真正的集体安全，而非充当美国战略的“基地”。
印尼—中国伙伴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维罗妮卡表示，希望日本能够继续遵守“和平宪法”，坚持“专守防卫”原则，深刻汲取历史教训，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，做更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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